救护车为何拒送婴儿：专用救护车有的全省仅1辆

近日，家住江苏张家港市的李先生遇到了一件“愤懑”的事，他刚出生31天的女儿因呛奶造成窒息，他打了两次120急救电话，先后来了两辆120救护车，但又都不愿意接送孩子去医院。

最终在李先生的坚持下，第二辆救护车答应接送他们去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园区总院。但对方也提出一个要求，孩子由李先生抱着，她们只负责接送。

此次“救护车拒收新生儿”旋即引发争议。不过，两辆涉事救护车均称这是出于“无奈”：普通救护车上没有针对新生儿的专用设备，车上医护人员也不了解新生儿救护知识。

李先生面临的状况并非个案。仅据公开报道，陕西、吉林等地都发生过患儿家长“遍寻新生儿救护车而不得”的案例。

2009年6月至2009年12月，原卫生部妇社司专项基金支持的“中国内地新生儿转运发展现状”调查协作组，曾对内地109家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新生儿转运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只有45.9%的医院有新生儿转运救护车。

梳理公开信息发现，在部分地级市，甚至无一辆新生儿转运救护车可用。据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介绍，即使在北京，新生儿救护车总量也是个位数。

作为儿科救护体系的一环，新生儿转运救护车短缺映照出更为尴尬的现实——被视为“工作累、风险高、不赚钱”的儿科正成为“医院”的烫手山芋，和其他专科相比，人、财、物资源捉襟见肘。

为什么不愿转运新生儿

李先生的女儿最先被送往张家港（县级市）当地医院进行救治，由于当地医院的医疗水平有限，医院最终派救护车将之送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并随后驶回张家港。但进入儿童医院后，李先生才从接诊处得知，因为儿童医院总院启用，新生儿外科等科室已经搬走。

令李先生意外的是，当他请求院方安排一辆救护车送他们前往总院时，遭到拒绝。医护人员让李先生拨打120找救护车，“120救护车很快就到了。可一看我家孩子才刚满31天，立马就要走，不肯接送我们。”

“她们说，我们的孩子是新生儿，太小。她们的救护车主要是针对成年人的，车上的一些抢救设施设备也都是针对成年人的。而且她们急救培训也都是针对成年人的。如果半路上一旦孩子出现意外，她们一无专业设施设备，二无专业知识和技术，很难进行处理。一旦出现问题，她们负不了这个责任。”《扬子晚报》引述李先生的话说。

在2013年，吉林省延吉市的一个家庭也遇到类似情况。据吉林媒体《新文化报》报道，一名刚出生3天的新生儿因呼吸困难亟需转院，但由于整个延边州都没有新生儿转运救护车，孩子无法转院。

陕西宝鸡一名出生仅两天的新生儿由于不能自主呼吸急需转院，而孩子要送到西安治疗，就得要带呼吸机和保暖箱的救护车，家长遍求无果，只好发微博求助。

新生儿转运车不是必配设备

前述接诊宝鸡患儿的西安儿童医院并没有新生儿转运救护车，医院将病房的保暖箱和呼吸机拆下来安装到救护车上，赶到宝鸡转运新生儿。

而延吉患儿的家长多方打听，得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有一套新生儿转运救护设备，这是吉林省唯一的一套，在得知孩子病情严重后破例第一次去延边州转运。

苏州市急救中心主任杨齐英在接受《扬子晚报》采访时称，截至目前，苏州全市范围内，一共只有两辆正规的新生儿专用救护车，“其实苏州这个情况，在整个江苏省内还算不错。”据其估计，经济发达的江苏省目前拥有的新生儿专用救护车不到10辆。

如果将目光放至全国，不难发现这一问题更为严峻。

北京急救中心资深急救专家贾大成告诉澎湃新闻，原卫生部对于救护车的装备是有标准要求的，但未硬性规定医疗机构必须备有新生儿转运车，各地急救中心的条件不同，目前北京急救中心也仅有一辆新生儿转运救护车。

根据公开报道，直到2013年，安徽芜湖才引进该省第一辆新生儿转运救护车。在北京，2009年6月1日，北京急救中心装备的首台新生儿急救车投入使用。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向澎湃新闻介绍，目前北京市的新生儿转运救护车数量也是在个位数，“而且是个位数的中数以下。”

起步晚，发展不平衡

新生儿转运的目的，在于将高危新生儿转运到适宜的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救治。

“新生儿期死亡率约占婴儿死亡率的1/3-1/2，以新生儿早期死亡为主。目前北京市5岁以下儿童死亡中婴儿死亡占83.48%，新生儿死亡占婴儿死亡的69.8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张丽晋等人在2015年发表的论文《北京市医疗机构危重新生儿救治能力现状调查》中写道。

新生儿转运救护车是新生儿转运系统（NETS）中的一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新生儿转运系统，而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启动新生儿转运工作。

前述张丽晋等人论文称，目前，北京市尚无统一规范的新生儿转运系统。

2009年6月至2009年12月，原卫生部妇社司专项基金支持的“中国内地新生儿专业发展现状”调查协作组曾对内地109家医院NICU新生儿转运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有62家（56.9%）医院开展新生儿转运，其中80.7%的医院有新生儿转运车。

但这项调查发现，新生儿转运的发展情况地区发展不均衡，转运组的救治技术及相关支撑条件也有待提高——开展转运的医院，绝大部分（74.2%）为三级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而局域分布也不均匀，转运半径200公里的医院占53.2%，已超出陆路转运的适宜救护距离，途中风险较高。

该调查还称，中国尚无新生儿转运的具体指南。调查中约有1/4的医院在转运实施前无完善的评估措施。尽管双向转运对危重新生儿及时救护意义重大，但仅有不足半数医院可开展双向转运。

“哪个医院愿意发展儿科”

添置一辆新生儿转运救护车为什么这么难？

这种车被称为“流动的儿科重症监护室”，造价较高，一般介于100万到150万元之间，且维护成本较高。

“在我们医疗机构的经济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谁会去养护一个大而无用的白象呢？虽然每用一次我们都认为它是有价值的，但它平时只是在耗费成本。”邓利强说。

广州一知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任张博（化名）向澎湃新闻介绍，一般来说儿童开药少，大型检查项目少，科室收入也相对较少。同时，儿科护理要求更多、更细致，医护人员配置几乎是其他科室的两到三倍。“我们的医院是自负盈亏的整体，如果儿科只是亏，哪个院长愿意发展它？”

张博坦言，财政拨款一般占到医院收入的5%-10%，90%以上的资金来源依靠本院营利收入，如果科室不盈利，连工资都发不出去，“我们医院儿科的床位，60年没有增加一张，一个亏本的科室，不会被优先考虑。”

儿科医生正在不断减少

除了车辆的配备，保证新生儿急救转运系统良好运作，还离不开高素质的专业转运急救队伍。然而现实却是，因为工作强度高，风险大，近年来儿科人才不断紧缩。

首都儿科研究所副所长陈博文在6月接受国家卫计委采访时介绍，中国有2.6亿儿童，儿科医师不到10万，每千名儿童只有0.26名儿科医师。参照美国每千名儿童拥有1.46名儿科医师的比例，中国缺口高达20万。

张博告诉记者，儿童表达能力差，病情复杂且变化快，儿科医生在处理病情时更为困难，可能出现的失误就越多。

而在陈博文看来，儿科医生诊疗不仅风险大，工作还比较辛苦，医学毕业生在选择专业和找工作时，往往将儿科专业和儿童医院排在最后，基层儿科医生更为短缺。

邓利强认为，儿科医生的短缺是可以预见的事实。因为“现职医生离开、新进医生又不足”， “这个池子里的水在减少”。

在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和北京儿童医院承担了全市80%的儿童诊疗任务。“我所每名医生日均诊疗33人次，是市属三级综合医院医生平均诊疗人次数的两倍。患儿候诊时间长、诊疗时间短、就诊环境差，市属21家医院患者满意度排名，我们两家每年都列在最后。”陈博文称。

张博对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的后果十分担忧，他告诉澎湃新闻：“有的医院自己买了转运车，接收外院转来的患儿，医护人员就会超负荷运作，不然就收不回成本了。但这样的话，医生护士很累，你要抽人出去，病房的一大帮新生儿怎么办呢，这也是不合理的，这对病人一点好处都没有，但医院要收回成本，不然没法交代。”

张博所在医院之所以没有配备新生儿转运车，就是因为该院的新生儿病房接诊本院产科的新生儿尚捉襟见肘，再无能力接受外院新生儿转运。

普通救护车替代的法律风险

在紧急情况下，能不能用普通救护车代替新生儿转运车？有法律风险。

原卫生部制定的《医院工作制度》规定，医院因限于技术和设备条件，对不能诊治的病员，由科内讨论或由科主任提出，经医务科报请院长或主管业务副院长批准，提前与转入医院联系，征得同意后方可转院。如果估计途中可能加重病情或死亡者，应留院处置，待病情稳定或危险过后，再行转院。

在前述江苏李先生的事例中，派来的救护车不管是抢救设备，还是医护人员的急救培训，都只针对成年人。

“一旦出现意外，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确实无法免责。因为不能通过协议，推卸或免除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即便双方达成一致，也会被视为无效协议。”邓利强解释说。

在他看来，医患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一旦医疗机构作为法庭被告，“法院大多时候不会保护医生在治病救人心态下的行为。”

邓利强认为，这也是上述苏州两辆救护车都不敢转运重病新生儿的主因。

张博的看法和邓利强类似。“有媒体说即使普通救护车运送新生儿也比社会车辆强，对的，但这种指责有何用？在医生无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普通救护车不愿意运送的情况以后仍会发生。”

他告诉记者，作为医生，看到新生儿得不到及时转送是一件倍感痛心和无奈的事，“因为儿科医生都很清楚，拖延后，即使保了命，也可能留下后遗症，影响终生。”

张博建议，无新生儿转运救护车的地方政府应支持购置新生儿救护车，“至少要有一辆”。“其次，120急救中心也要懂哪里有新生儿救护车。新生儿医保报销额度可适当提高，未来如能争取做到未入户的也能报，这样可以减少欠费导致的医院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