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最早建立收留弃婴机构的国家

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民间就创设了慈幼局、举子仓等育婴机构。宋代是中国育婴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两宋之际，就专门设有收养弃婴的慈善机构，如举子仓、慈幼局、慈幼庄和婴儿局。

宋朝 收养弃婴的举措已经非常成熟

两宋政府多次颁布条例要求官僚或者有财赀者竭力收养弃婴。北宋崇宁年间，徽宗下诏广建居养院，弃婴幼婴的养育归属于居养院。此外，据《宋会要辑稿》所载，政府还出资让幼童入私塾接受教育，或在宫观、寺院为童行。可见，北宋时育婴举措已相当完备。

宋室南渡后，高宗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竭力恢复慈善事业。绍兴五年，高宗就下诏：“禁贫民不举子，倘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地处京畿的临安、绍兴等府率先重建育婴慈幼机构，并首次将育婴机构从一般的慈善机构中单列出来成为独立的实体。江南各地开始广设慈幼育婴机构，或称慈幼局、举子仓、婴儿局等，当时比较著名的有福建的举子仓、建康(今南京)的幼慈庄和临安(今杭州)的慈幼局。机构内不仅有严格的条规和专门的管理人员，而且政府或地方乡绅也定期给予资金上的资助，类似于我们现今的行政性拨款和个人捐献。

明末 耶稣会的东来让沉寂的慈善育婴事业复苏

元代至明中叶，中国的育婴事业停顿达300年之久，明末万历年间，伴随着耶稣会的东来，沉寂多年的育婴事业逐步恢复。首先是利玛窦等传教士在北京组建宗教性质的慈善团体圣母会。而后，一些深受耶稣会熏染的封建士人如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秉承救生、放生的宗旨开始创设育婴会。明代育婴业中成绩斐然的当属苏州的周孔教与扬州的蔡琏。明万历初，周孔教在苏州积极推行育婴慈善事业，对于收养弃婴的家庭，周孔教倾囊而出，日资米谷，并且定有每三月送官验视的条规，对抚养的弃婴进行跟踪调查，一时间苏州府内“庶乎男女无夭折矣”。崇祯年间，扬州人蔡琏在家乡创办育婴社，育婴社纯属民间自发组织，善款多由会员及定期集会所募捐而得，并以此救济贫家。明清之际的扬州，是淮盐的集散地，扬州城内富室云聚，他们踊跃捐输、共襄善举，遂保证了育婴社的运作与发展。

清代 民间慈善育婴组织层出不穷

清代是育婴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各府州县设有育婴堂，民间育婴慈善组织如济婴堂、保赤局、救溺会等也层出不穷。仅以康雍朝的江南地区为例，在1650-1740年间，就设有38个育婴堂，堂所达44个之多。当时全国的育婴事业以江南最为发达，不仅立足于城区厢关，而且还延伸到了里甲一级，并形成了以苏州为核心的育婴系统。在苏州城内设有育婴堂，在乡里则有留婴堂、接婴所、保婴会等慈幼机构，相互之间调剂余缺，往来密切。清同光以后，来华洋人日增，其中一大部分是传教士，他们在教堂内设有医院与育婴机构，主要由神甫和修女负责抚养华人的弃婴。然而由于对洋人的不信任，各地都讹传弃婴被洋夷煮食入药，以至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昌教案”和“天津教案”。这一时期华人也创办了育婴团体，大都集中在上海，他们依靠上海商会捐募的善款进行日常经营，著名的有上海育婴堂和松江全节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