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35岁以上生“二孩”母亲“高危”检出率 47%~54%

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崔虹、孙柱、谢小夏、戴秀文等，交出了“关于全面放开二孩后，制定教育、医疗、用工等配套政策”的提案。提案指，“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由于相关配套设施的不完善，一些家庭特别是女性出现了“想生不敢生”的忧虑，有关部门应尽快完善政策、设施，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

针对广州市现有儿科医护人员及儿科床位未能达到国家标准的问题，提案建议，加快落实2013年印发的《广州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1-2020年)》规划的到2020年“全市每千人病床数控制在6.0张左右”以及“总床位数约6.9万张”的目标；同时，制定十三五期间儿科医疗卫生设施规划，配齐建齐医护人员和医疗设施，加强疫苗生产、冷链等方面管理。

35岁以上高龄孕妇

孩子缺陷率高十倍

市政协委员、广州市妇儿医疗中心主任医师、教授李鹤虹介绍，出生缺陷是指出生时即存在的解剖学结构或功能的异常，它主要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或遗传因素结合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导致。

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广州家庭申请生育二孩的数量也非常“可观”。广东省卫计委日前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底，广东已有近14万对夫妇申请生育二孩，其中，广州市以超过3万例的获批数量稳居这一排行榜的首位。

“而在广州申请生育‘二孩’的家庭中，又有许多是高龄孕产妇、经产妇以及患有基础疾病的孕产妇，各种不典型妊娠并发症、合并症也逐渐增多。”李鹤虹引用数据指出，以2015年计生年度（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为例，广州市“二孩”生育时母亲年龄35岁以上约3700人，占单独二孩出生人数的31%，高危孕产妇的检出率基本在47%至54%之间的范围内波动。“大量临床数据表明，35岁以上的高龄孕妇，其所生孩子可能发生的出生缺陷率要比正常人高出10倍以上。”

李鹤虹介绍，广州市自2007年开始逐步在全市推开出生缺陷防控工作，2013年、2014年、2015年，免费婚前医学检查人数基本保持在6万人左右。2016年，广州市通过免费重点病种筛查发现并终止妊娠364例（包括重型和中间型地中海贫血63例、染色体异常76例、明显结构组织畸形225例）。

开发商配建学校？存诸多不可控因素

“目前广州市教育设施建设采取政府主导与住宅配建相结合的模式，也出现了诸多不可控的因素。”提案引用相关数据指，按照《广州市中小学校基础教育设施三年提升计划（2016-2018年）》中规定，到2018年，全市新改扩建129所中小学校，其中政府主导投资、独立选址的公办学校88所，共设3476个班，新增约10万个学位；政府委托建设的住宅配套公办学校41所，共设1248个班，新增约6万个学位。“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开发周期和各种人为因素，开发商配建学校往往迟于政府规划时间，给投入使用时间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和不可控的因素。”

提案建议，针对开发商教育配套设施建设周期难以预估，进而影响学龄儿童入学的问题，建议政府能统一规划教育配套用地，由政府投资筹建教育基础设施。

生育奖励假延长 企业负担增加

提案认为，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为鼓励女性生育，广东省2016年发布实施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广东省实施办法》都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奖励假由30日增加至80日，这对于女职工和女职工家属都是好事；但这对于企业而言却是负担，加重了企业用女工的成本，使生育对妇女劳动和参与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凸显。

提案指出，这种情况事实上加剧了女性就业歧视，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雇用女工。“一是可按照雇用女工达到一定比例，给予该企业一定的税费优惠，如采取女工怀孕、哺乳期间企业由政府补贴‘五险一金’的方式，以鼓励企业雇用女工，降低企业额外成本。二是可借鉴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福利制度，由政府承担孕、产女工在休假期间的工资、福利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