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生育情况大揭秘

日前，我国“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其实如今，少子化、老龄化等人口结构性矛盾是不少国家面临的难题。

欧：福利高“产量”低

严重的老龄化和多年的低生育率困扰着欧洲。各国政府不断提高福利政策鼓励国民多生孩子；但这仍然难以阻挡生育率的降低。

“孩子每个月都能领到奶粉钱，一直可以领到18岁。”在比利时工作多年的韩颖对记者说，她的女儿快满五个月了。

“奶粉钱”就是政府发放的子女补助金，用于抚养和教育子女。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奶粉钱”，比如荷兰、德国、法国等。为鼓励生育，奶粉钱还随着子女的增多而增加。以比利时为例，首个子女约90欧元，第二个160多欧元，第三个近250欧元，之后再出生的孩子，补助金维持250欧元不变。除了“奶粉钱”，每生一个孩子还会有生育津贴。首个子女的津贴约1200欧元，第二个及其他子女不到900欧元。

在比利时，福利之网几乎从摇篮“笼罩”到课堂。“顺产的话，最少只要掏几欧元。”韩颖说。孩子的医药费也不用太担心，医保基本可覆盖。读书方面支出寥寥，比利时实行12年制免费和义务教育，大学一般专业也只收取800多欧元的注册费。

除了花钱鼓励外，各国政府还在休假制度上给予支持。比利时法律规定产假为15周，休假前30天，医保公司按工资的82%补贴，之后比例为75%；但有补贴上限。父亲带薪产假在不少欧洲国家更是普遍，在瑞典，父母共有480天产假，街头手推婴儿车的奶爸屡见不鲜。

欧洲鼓励生育的福利制度固然诱人；但效果并不乐观。伴随数年欧债危机而来的是新一轮“新生儿衰退潮”。根据欧盟统计局最新报告，2011年欧洲31国的平均生育率为1.58。有分析认为，经济环境的不确定让不少人暂缓生孩子的计划。

美：“夹心层”最苦

半年多前停薪留职在家照顾两个孩子的琪琪女士目前正在考虑重回职场。因为仅靠丈夫一个人工作实在负担不起抚养孩子的庞大开销。至于说起生第三个孩子，她更是一百个不愿意。

尽管美国的人口政策是 “顺其自然”，政府不加限制。但是，生多少孩子也许还得由钱包说了算。

美国农业部在今年8月发布的最新报告称，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要把一个孩子抚养到18岁，总开支超过24万美元，较2011年上涨3%。其中，教育开支所占比重达到18%。

琪琪女士的大女儿已经到了入托年龄；但托儿所不被列入国家免费教育，必须自费。农业部报告称，全美一年平均托费在4600到15000美元不等。而琪琪女士所在的美东地区恰好是全美托费最贵的地方。最后，她只能找了一个家庭式托儿所，孩子只呆半天，午饭要自备。即便如此，每月托费还要近1000美元。

美国农业部报告还显示，经济原因是美国人不愿多生孩子的主因，即使经济在逐渐复苏；但这种状况仍未明显改善。美国人口出生率也呈逐年下跌之势，已从2011年的0.89%降至2012年的0.7%。

“政府不是会给生育家庭补贴吗？”记者不解地问道。“那是穷人，穷人的孩子国家养，富人有钱不愁养，最苦的就是我们这种不上不下的‘夹心层’”。琪琪女士说。

琪琪女士告诉记者，她住的社区里有对美国夫妻都没有工作，却养了4个孩子，政府每月会给每个孩子补贴500美元。他们住的是政府的公屋，租金也不高；孩子看病也能享受政府补贴的医疗救助计划，另外还能免费领食物券。而像琪琪女士这样的中产家庭，减税是可以享受的唯一优惠政策。

俄：添丁重于强军

抽奖赠送彩电，奖励土地房产，给女性们颁发勋章……这是近几年在俄罗斯大地上真实发生的事儿，为的就是提高俄罗斯妇女的生育率。

男女比例失衡、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分布不均，这些人口结构性问题一直被列在俄罗斯政府“政事清单”的前列，总统普京甚至将人口问题提到了优先于军事问题的高度。

为促进人口增长，俄罗斯进行政策 “大输血”。比如母亲可以休产假140天，产前和产后各70天，并领取每月最低约4600卢布、最高约36500卢布（分别约合920元和7300元）的全额津贴。140天后，产妇可以继续休假到小孩子一岁半，领取原工资40%的津贴，同时其工作按法律规定必须予以保留。

俄罗斯还于2007年开始实行“母亲基金”，为妈妈们生育第二、第三胎颁发奖励金。今年，母亲们生育第二胎的奖励金上涨到了近41万卢布（约合人民币8万元）。

经过近几年努力，俄罗斯人口于2010年结束负增长，总生育率在过去6年中也提高了30.8%。然而，要改变俄罗斯人口的结构性问题，并非一夕之功。首先，就低出生率来说，俄罗斯目前平均每位妇女生育1.6个小孩，远远达不到自然更替水平。其次，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西北地区、伏尔加河沿岸地区、远东这些“老大难”地区人口情况仍不乐观。原因既包括高物价、高房价负担降低生育意愿，也包括一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等因素制约。最后，社会观念与氛围也对妇女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俄罗斯也在通过“家庭日”、让父亲休产假等方式培养公众的家庭意识，为提高生育率创造良好社会氛围。

日韩：陷生育“惰性”

“一个孩子很孤单，给他们最好的礼物是弟妹。”这是韩国在2010年为鼓励生育提出的口号。

韩国曾实行过长达36年的控制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时却也遭遇出生率锐减的尴尬。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韩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甚至在2005年降至1.08。

为此，韩国政府制定了《低出产高龄社会基本法》，鼓励多生孩子。然而，昂贵的养育子女费用，尤其是“天价”的教育费用，即便政府提供补贴和各种优惠政策，也无法调动大多数家庭生第二胎的积极性。2010年生育率仅微升至1.22，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生育率预计都将在低位徘徊。

无独有偶，邻国日本也与韩国“同病相怜”。自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的“少子高龄化”问题迄今依然纠缠着日本社会。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便针对“少子化”提出了强化育儿支援的“天使计划”，此后又相继出台育儿休假制度、扩充育儿补贴、增设保育设施等对策措施。不过，自2005年触底以来，日本的生育率虽有所回升；但幅度仍有限。如今的日本人之所以不愿生育，一则是受过教育的新一代女性不愿接受在生产之后就要放弃工作进入家庭的角色转换。二则是经济不景气使年轻一代对育儿倍感压力。和韩国一样，抚养子女，尤其是支付高昂的教育费都使年轻人逃避生育。可以说，日韩两国在解决少子化问题上都将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