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生证存在利益问题引深思

在近来广州市组织的政府问政活动现场，市政协委员曹志伟抛出了准生证办证难的问题。他展示的办准生证的“长征图”显示，“办个准生证，涉及部门有8个，盖13个章，办理手续16道。”要合法生育，必须经过繁杂的程序，这些程序是否确有必要，还是只是旧做法的延续，目前看来，不同的地区在办证程序上取舍不同，广州地区仍然有一定的程序精简空间。

曹志伟这样的抱怨早已有之，尤其是流动人口，过去办理此证成本尤其高，在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往返跑，打条子，办证明，“新婚夫妇为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达三年无果”让人匪夷所思，准生证因此也被称作“折腾证”。去年年底，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简化办证程序，流动人口可在现居住地办证登记。曹志伟仍然觉得当前的办证程序复杂冗长，并将办证的时间成本折算成经济成本，主张办证时间从19个工作日缩减为4个工作日。这样的主张在“简政放权”的改革主旋律之下，容易获得认同，在政府部门一方看来也有其合理性，但相对一个证件的存废而言，精简程序所释放的成本空间必然有限。

在准生证办证难问题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曹志伟再次抛出准生证办证难问题，显然还有精简程序之外的考虑。过于纠缠程序是否正当合理可能导致沉溺于成本计算，从而忽视更为彻底的路径，这个证件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能否取消？曹志伟依据其他地区取消准生证的经验，呼吁广州跟进改革，“让孕妇们都有尊严地生孩子！”这样的主张有助于认识当前的准生证现象。

其他地区既已取消，为何广州不行？一个地区准生证的存废要考虑本地的社会环境，但也可能受制于环境外的主观因素，如果可能导致部门利益受损，取消显然存在阻力。曹志伟建议发结婚证的时候，把准生证作为一个附件发放，依据的是一个基本常识，即批准结婚即意味着批准生育。现实中，准生证被单独列出，不仅耗费巨大的办证成本，客观上也可能导致权力寻租现象，准生证与新生儿上户口挂钩，对政府部门而言，该证无疑有着潜在的利益诱惑。

上月初山东泰安出现办准生证而强制体检的现象，可见利用此制度敛财确为客观事实。准生证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控制计划外生育，如今人口形势发生变化，靠制度约束来控制人口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人们对于生育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在“放开二胎”话题讨论愈演愈烈的今天，准生证依然存在，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放开二胎”需要更深入的论证，而取消准生证，以及消除因为无此证而导致的“黑户”现象，则有着现实的考虑和相对广泛的共识，没有理由拖延政策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