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有方香港少见熊孩子

香港少见“熊孩子”

如果要评选一种破坏力堪比龙卷风和地震的人类力量，在无数人的记忆里，“熊孩子”绝对可以入选榜单，形容他们特质的关键词简直可以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媲美：极大的好奇心、五颗星的破坏力指数，最关键的是他们还拥有充足的时间和被大人默许的各种无厘头要求。据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至少经历过一次1到12岁的“熊孩子”袭击，随便以“熊孩子”为关键词在网络搜索，充满各种“惨痛经历”的吐槽点星罗密布：辛苦存了一年的限量版高达模型或毛绒玩具被无端毁坏、储存重要工作资料的电脑硬盘被水浇短路，就连身处公共场合，也要被迫欣赏他们的高分贝呐喊和躲避“互相追逐”……

以至于一向以科技普及为己任的“果壳网”和“知乎”专门盖了两个800楼的帖子：熊孩子出没，怎么破！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与内地只有一河之隔的香港，熊孩子却仿佛是个稀有物种。地铁公交上鲜有打扰他人的非礼貌举动，在餐厅用餐也是安静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就连之前在上海展出时“饱受重伤”的100座哆啦A梦塑像，在香港海港城展览时也几乎“毫发无损”。香港人有什么秘诀可以破除“熊孩子”的顽劣？其实，只需要在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上花点心思，“熊孩子”的成长基数自然会降低许多。

香港从幼儿园开始就通过角色扮演和社会实践，引导孩子培养公德

早在1985年，香港教育署颁布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引》针对幼儿园到高中各个不同的阶段，都制定了详细的公民教育目标和课程。在“熊孩子”高峰期的幼儿园和小学阶段，香港学校就通过公民教育科中的“家庭”、“学校”、“我们的社区”等课程，让儿童认识到职责、规则、合作、权利和义务等概念，而到熊孩子的初中时期，学校又通过厘清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发展个人与人际关系的技能来彻底扭转“熊孩子”的成长方向。南都记者在香港教育署的官方网站看到，“个人与社群”、“个人与社会”是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的一个核心要点：通过厘清家庭成员的职责、邻里的概念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责任，教育小孩如何成为一个有良好行为的社会公民。

廖凤香是香港卓思英文学校暨幼稚园的校长，在她看来，对幼儿园阶段的小孩开展公民和德育教育十分有必要。“幼稚园正是小孩基本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如果学校不加以引导，很多坏习惯长大了就扭转不过来。”听完记者描述有关“熊孩子”的恶习，廖凤香表示很惊讶，“虽然学校也有比较调皮的小孩，但在一些涉及与他人交往或社会公共场合，孩子们的纪律性还是很好的，因为学校会从小班就开始给他们引导”。

根据教育署的规定，廖凤香所在的卓思幼稚园也专门开设了公民德育教育科课程，比起照本宣科地按课本上的抽象内容灌输给小孩，幼儿园的公民教育课形式更加多样化。“我们会有角色扮演、主题月以及校外实践活动。”所谓角色扮演，即把课堂设置成孩子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各种生活场景，譬如医院、游乐场、餐厅等，“孩子们在互相扮演这些场所角色的过程中，由老师在旁指引，指出他们行为不当的地方并示范正确的行为方式，这样孩子们就能在玩的过程中明白某些行为的必要性。”除此之外，幼儿园也会在每个月举办主题月活动，通过开展校外实地社会实践，比如带领孩子们到博物馆参观等，在更加真实的环境里引导小孩的个人行为。

在香港中环一家小学任教的洪辰坦言，很难说究竟是公民德育教育的哪一课影响了学生的行为与想法，“因为香港的公民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从幼儿园到小学一直到高中，课程内容基本上都在随着学生每一个阶段的成长去调整，教给他们怎么去做一个尊重生命权利、同时对他人和社会友好的公民”。比起幼儿园，香港小学开展公民德育教育采取课外活动和课后实践的方式更多，除了单纯的德育方面的培养，还会更加注重培养学生有爱心、负责任的社会品格。在洪辰所在的小学，校方会定期组织学生根据德育的主题举办话剧、诗歌、绘画等活动，也会通过到社区帮忙、照顾老人、到街头开展慈善捐款等方式，让他们体会帮助别人的快乐，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

香港人认定家庭是孩子行为养成最大责任方，需从小引导不干扰他人

在廖凤香看来，学校的公民德育教育并不能彻底破坏一个“熊孩子”生长的土壤，比起学校，家庭是更关键的一个因素。她向记者讲述自己的一个深刻体会：“我们幼稚园因为地处新界，所以会有同时生活在内地和香港的孩子，在小孩行为的培养上内地和香港父母的方式还是很不同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小孩如果上学时校服穿错，香港的小孩就会自己主动去承担错误，但内地的父母则大多会把责任揽上身，不让孩子受一点责备；很多时候课堂上教给孩子的行为规范，有些内地父母回家也不跟小孩复习和执行，孩子下次再来上课又会忘掉。”

其实廖凤香的观察与大多数饱受“熊孩子”之苦的无辜网友有着惊人的一致，几乎每一个遭吐槽的“熊孩子”背后都有一个“熊父母”，而保护“熊孩子”屡教不改甚至愈演愈烈的“尚方宝剑”，就是“熊父母”们经常挂在口头的“他们还小不懂事，你这么大了和他们计较什么”！但在家长这种片面纵容的背后，社会并没有无条件忍让的义务。

去年，香港家庭教育学院与沙田新城市广场合作发表了一项有关“香港学童礼貌表现”的调查结果，受访的300位家长中，有接近八成的家长认为“在家灌输礼貌是重要的”，有超过六成的家长认为“礼貌属于家教的重要项目”、“家庭是孩子行为养成的最大责任方”，只有约一成的家长认为，“只要子女成绩好，少少无礼行为是可以接受的”。香港家庭教育学院主席狄志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常生活的礼貌实在是很基本和很容易做到，若这样也做不到，日后也不能自然地有礼貌，现今工作讲团队，一个无礼貌的人不会受欢迎。孩子成长过程中，家庭影响最大，而家长所做的教育也是其他人不能代替的。”

在深圳从事广告文案策划的A lsa有一个香港亲戚，每年回老家过春节，香港阿姨家那对三岁龙凤胎小孩的表现总是让那些在沙发上蹿下跳的内地小孩的家长汗颜。“三岁大的小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修养都特别好，到了我家看到新鲜的玩意儿，从来都是先问过父母，再问过我，大家都同意了才敢去动它。而我老家那些孩子，过年聚在一起只差没把我家整个都掀翻过来。”

提起香港小孩的好家教，A lsa至今有一件小事仍记忆犹新，“去年我和香港阿姨一起从老家开车回深圳，长达八个小时的路程，这对三岁小孩几乎都没有吵闹，即便在车上坐久了实在不舒服，也是声音轻轻地向妈妈抱怨两句、撒撒娇，那么小的一辆汽车空间，他们很注意不去影响车里的其他人。”A lsa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以前与大伯家一位5岁小孩共同乘车，后者时不时跑到驾驶座位动挡位，差点导致撞车，一度让我再也不想与孩子一起出行了，这两个香港小孩可算是消解了我对"熊孩子"的心理阴影。”

关于家庭在小孩成长行为上的培养，香港理工大学就读的25岁本土学生G ary似乎更有自己的体会。“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香港人来说，我们的父辈年轻时基本上都生活在空间窄小、隔音很差的环境里，那个时候如果稍微大点声音说话，旁边受影响的人就会投诉。也许正因为父辈们有这样的生活体会，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就被教育尽量不要让自己的行为去影响他人，特别在公共场合，因为你的行为让你的朋友和家长都处于焦点，是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

香港社会对“熊孩子”的容忍度低，孩子有出格行为会被即时教育

其实不仅学校和家庭，即便放在整个香港社会，“熊孩子”的生长空间也十分有限，而由此引发的内地和香港的骂战也从未停止。因为小孩在地铁饮食、奔跑嬉戏等举动，香港市民从来都是毫不客气地加以制止，而有些家长出于护短心理而展开的骂战，点击率也一度在互联网上高居不下。虽然这其中多少涉及到文化的差异，但香港社会对熊孩子容忍程度较低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

今年4月26日，备受期待的哆啦A梦展在上海举行，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香港展出时几乎完好无损的100座哆啦A梦塑像却在上海“沦陷”了。虽然塑像附近张贴着“请大家礼貌对待哆啦A梦”之类的告示语，且主办方也在极力限制入场，但孩子们见到哆啦A梦的热情实在无法消解。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公展第二天，就已经有一部分哆啦A梦的脚被粘上了，此后更严重的是，哆啦A梦手中的道具有些触角也被折断，而在展出现场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是，对于若无其事骑在塑像上的孩子，家长忙的不是去喝止，而是拿出相机赶紧拍照留念。

针对公众展览中的“熊孩子”行为，香港海港城公关Jenny M ei介绍了香港的独特经验。日前正在香港举办的大黄鸭中国首秀，除了高达16米的大黄鸭停留在维港海面，在海港城商场前面也有一系列的黄鸭塑像展出。Jenny表示，人流较多的时候，展览会设置单行参观通道，让家长带着孩子沿着通道有序排队，而小孩对于黄鸭的每一个“过分”举动，海港城工作人员都会眼明手快地加以制止，“直接告诉他们这些行为不恰当，也会要求家长帮忙劝导”，每天海港城还会请专业的师傅对展品进行清洁和修复，“每天尽可能保持展品的焕然一新，看到这些，小孩子们也不敢太下重手”。

经常往返深港两地的媒体人蔡力向记者表示：“在香港的公共场合，真的很少看到小孩哭闹和相互追逐的现象。有一次在罗湖口岸过关，因为排队人数比较多，有一名小孩尿急憋不住，家长就抱着他尿在一旁的垃圾箱里，这时香港海关的工作人员马上过来制止了，并提醒家长这是一种十分不文明的举动。”另外一次蔡力在香港一间餐厅吃饭，中途有两名小孩因为意见不合在店内吵闹，“餐厅服务生也立刻走到跟前提醒家长注意，不要让孩子影响到其他食客进食，可以说，如果想让香港人对熊孩子袖手旁观，这基本上不太可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于长江认为：“香港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直接挂钩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礼仪教育依然存在，同时西方文化当中对于个体责任的界定也十分清晰。香港社会对待小孩的态度恰恰是这两种文化对接的结果，一方面承认小孩在智识上的现阶段不足，不事事用大人的要求去规范他们，但另一方面又从小让他们意识到作为社会个体，必须 遵 循 社 会公德礼仪的重要性，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社会教育。但在内地，无论是礼仪还是公民责任教育现阶段还是相对比较缺乏的，即便强调孩子听话，也走向了凡事服从人制的极端，而不是去服从一个统一的社会普遍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