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问孩子校长不同意

◎各方观点

【家长】

父母犯错和孩子没关系

沪上某家长俱乐部的负责人雷琼非常赞同校长的做法，她直言：“作为一位普通的家长，非常支持校长的做法。校长做法遵循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父母犯错误，和孩子没有直接关系。有这样一位一切为孩子着想的校长，不仅会受学生们的喜爱，还赢得更多家长的支持。 ”

一位初中生家长姜女士告诉记者，“儿子所在的学校也曾遇到过类似案例，学校同样拒绝了，家长们也非常支持学校的做法。 ”

【教育界】

为类似事件树立了好榜样

“该校长的做法很妥当，既配合了执法人员的工作，也在最大能力范围内保护了未成年人。 ”看到这一消息，新黄浦实验学校的校长王洪伟校长直言，如果自己所在的学校发生类似事情，自己也会这么做。这么做是将保护学生的权益放在第一位，也这是学校承担的最大的任务之一。

“我非常支持该校长的处理方式。”市教委青少年保护办公室主任杨永明表示，公安部门在调查、侦查时，可以询问未成年人，但必须有合适的监护人陪同。对于12岁的孩子来说，第一监护人是父母，母亲不知所踪，可以在父亲陪伴下接受询问；如果一定在学校询问，需要有老师或者青少年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等临时监护人的陪同。

由于学校不了解具体案情，当公安部门来学校询问时，学校可以安排学生的临时监护人班主任替代。公安人员如果通过班主任可以得到需要了解的信息，就可不必再问孩子，这样可以减少对孩子身心的伤害；如果执法人员需要更深入调查，一定要有班主任陪同，一旦出现不适合言辞，可以随时提出终止询问的要求。

杨永明直言，家长陷入经济纠纷，不是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唯一的案件。校长如此处理，为以后类似的事件处理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

【律师】

身着便服聊天询问会更好

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公民律师事务所主任金永红表示，该校长的做法没有错。他表示，在刑事侦查的过程中，知道信息的相关人员有义务提供信息。对学校来说，学校有权利、有义务向执法部门提供所掌握的信息。作为执法部门来说，需找犯罪嫌疑人的子女了解信息，一定要注意询问方式，必须有监护人在场。学生在校期间，老师可以担任临时监护人，学校可以让临时监护人代替接受询问。

如果执法人员一定要询问未成年人，可以通过老师转述，不必要面对面的询问。市人大代表、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主任厉明对校长的行为也表示支持。两位警官找未成年人询问其母亲的下落，这些问题可能会涉及孩子母亲犯罪的事实，可能对青少年身心造成很大伤害。 “如果执法人员身着便衣而不是警服，在老师陪伴下，带着孩子走出校园，不用严肃的口吻‘请你配合’，以聊天的方式进行询问，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效果。 ”厉明补充道。

“从法律角度来说，执法人员有调查、刑侦权，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每位公民都有配合、作证的义务。不过，比较特殊的是，去学校询问一个12岁的孩子，面对特定的场合、特定的对象，执法人员要考虑可能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或伤害。”市人大代表、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洪超律师分析说，校长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未让学生和执法人员进行面对面的对话，是正常的做法。不过，从法律角度来说，让孩子协助侦查、询问下落，也是可以的。对未成年人的询问有一定的特殊性，询问地点、方式方法都需慎重。对于执法人员想了解家长的下落，校长让班主任出面接受询问，并提供所知的信息，这个做法是可取的。

【心理学家】

避免孩子内心受直接冲击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系副主任吴国宏表示，凭个人直觉，校长的做法是妥当的。从执法人员的角度来考虑，母亲涉嫌诈骗外逃，可能不与朋友、直系亲属联系，但可能与孩子联系。

客观事实是，母亲不在家，这对孩子的身心已经造成打击。对很多孩子来说，母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不仅承担照料孩子生活的任务，还会给孩子精神上很多支持、依靠和抚慰，这是孩子内心获得安全感的主要来源。如果让身心发展未健全的孩子直接接受执法人员的询问，从另一个侧面获悉母亲犯罪事实，或许会让孩子的内心遭受更大打击，甚至可能对自我产生怀疑等。从这个角度来说，学校有义务也有责任减少对孩子的打击，可以向执法部门提供间接的帮助，尽量不直接冲击孩子的内心。

“对校长来说，保护学生的权益是第一位的。学校让班主任接受询问，如果需深入调查，仍可以让班主任替代向孩子了解相关信息。 ”华师大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陈默直言，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班主任是孩子每日陪伴的成人，部分孩子会将自己对母亲的情感迁移到班主任身上。在很多未成年人的印象中，警官就是抓坏人的，如果警官直接询问，孩子可能因害怕、惊恐而不说真话，还可能导致孩子一段时间内不能安心学习。如果通过班主任侧面去了解，比较容易获得真实信息，也不会对孩子的身心造成太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