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夫妇谈生育观

为了协助儿子和媳妇照看年幼的孩子，方汉川的父母方国林(左)和曹大珍(中)长期在新加坡居住。

中新网3月22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为了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政府从2001年起推出了包括婴儿花红的一系列亲家庭措施。虽然相关的津贴和政策陆续于2004年和 2008年得到加强，但这没有成功扭转劣势，新加坡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去年再创新低，只有1.16。

显然的，全国性的生育课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其中包含的考量点不仅是经济，还有更深层的因素，如个人对家庭的理念、对生活的憧憬、对社会未来的展望。记者专访了几对华人移民夫妇，了解他们移居新加坡后，是否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育计划，并从他们的经历和选择，进一步探讨新加坡究竟有哪些利于生育的条件，还有哪些“缺点”令人谈“生”色变。

方汉川夫妇：不想老二像老大一样孤独地过童年

方汉川和妻子韦润玲原籍中国湖北省，两人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同学。他们24岁结婚后，男方于1997年获得奖学金到新加坡攻读物理博士学位。1999年，韦润玲也跟随丈夫的足迹来到国大修读英文系的硕士课程。

目前还在休产假的韦润玲说，第一次怀孕“纯属意外”，因为当时他们两人都还没有毕业，一切充满未知，但既然有了孩子也就顺其自然。他们的大女儿方可欣2001年诞生，三人也在同一年获得永久居民权。直至2005年，他们才决定在新加坡落地生根。

现在在一家跨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小组经理的方汉川指出，决定留在新加坡发展后，两人开始考虑生第二胎。加上可欣一直追着爸爸妈妈要弟弟妹妹，韦润玲2009年顺利生下老二方可奕。

有了一对儿女后，方汉川夫妇很快又为家里添了多一名成员，仅三个月大的方可昊。谈到这股快马加鞭的行动，方汉川说：“其实我们生下可奕之后，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大和老二年龄差距太大，比较难玩在一起。我们不想老二像老大一样，孤独地过童年，所以就想生第三胎。”

结果很幸运的，这个念头很快就实现了，但一切美好的事总会有一些代价。韦润玲开玩笑地说：“因为连续生两个孩子，我的妇产科医生说，每次看到我都是圆圆的，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瘦下来。”

郑明夫妇：生两胎OK 生三个要考虑

印度尼西亚华侨郑明副教授和他的妻子费比塔(Febrita)是典型的专业人士夫妻档。两人2003年共结连理，婚后也一直为事业忙碌。直至两年多前才开始计划生育。

在新加坡管理大学校友联系处担任经理的费比塔直言：“我们婚后还是以事业为重，理由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也是希望日后能为孩子提供更多机会，所以我们没有马上生孩子。随着年龄渐长，我们也感觉时机成熟了，所以两年前开始计划。”

从计划生育到真正产下孩子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的。两人“努力”了九个月才迎来费比塔怀孕的好消息。费比塔怀孕7个月时，孕事情况不稳定，必须时常进出医院，还得靠轮椅行动，医药费高达3万5000多元。

孩子诞生，才发现爱的能量大

去年1月10日，他们爱的结晶米拉(Milla)诞生了，而两人为了女儿得大大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他们从前天天在外用餐，但现在几乎每天都会陪女儿吃晚餐。以往，夫妻俩一年会出国五六次，而现在唯有郑明因工作需要还常常出国。费比塔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们也得聘请女佣帮忙做家务。

这些牺牲虽然对生活造成别扭，但郑明和费比塔都欣然接受。他们还希望能为米拉多添一个弟弟或妹妹。费比塔说：“直到孩子诞生的那一刻，你才会发现自己爱的能量原来可以这么大。这是很神奇的体验。在不知不觉中，米拉在我们俩的心里就占了这么重要的位子。”

至于是否要生第三胎，费比塔有些犹豫。她说：“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我希望能够继续工作。另外，我也不希望因为无法全神照顾太多的儿女，而对任何一个孩子不公平。”

怎么养孩子才是关键问题

对中国新移民来说，新加坡鼓励生育的开放姿态，是他们最直接享受到的好处。

韦润玲说：“因为我们是武汉人，城市的计划生育会管得比农村更严。我们听说很多也看到很多，就是夫妻想生第二胎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后果，比如说罚款、失去工作。”

一些人可能觉得一胎化政策也不是没有伸缩性，只要缴了罚款还是照样能生。但方汉川强调，由于90年代的中国主要还是国营企业居多，所以一胎化政策是十分严格执行的。要生第二胎不仅要罚款，还可能丢了工作，而这对一般老百姓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后果。

当然，新加坡实施多年的婴儿花红和其他亲家庭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让一些国人更有信心多生。

以家庭或事业发展为人生重心

郑明原本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执教，后在2001年获新大招聘，加入会计系。这名学者精辟地指出，新加坡作为机遇之都的优渥条件，吊诡地成为了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郑明说：“新加坡处处都是机会，机会太多了，让人想不断追逐。到了关键时刻，每个人都只能定下心来扪心自问，做出取舍。究竟是要以家庭还是事业发展为人生重心。”

方汉川则认为，“生”孩子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怎么“养”孩子。方汉川很庆幸他的父母自大女儿可欣出生后，便长期来新加坡居住，帮忙他和妻子照顾年幼的孩子。但对于其他在这里无亲无故的新移民家庭，甚至是家中没有老人愿意看孩子的年轻家庭而言，如何维持双薪收入同时兼顾孩子平日的起居，是很大的难题。

郑明夫妇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个别都有兄妹在新加坡生活，但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不能全职照看米拉。他们也不愿年老的父母为了孙女从家乡连根拔起，所以费比塔乘休产假时，便开始到处寻找适合的婴儿托管中心。此外，为了保持家里干净的环境，他们还得聘请女佣。

费比塔说：“其实我们最希望能在新大附近找到婴儿托管中心，但找到了才知道等候时间是一年。如果市区内有更多托管中心，相信会对专业人士更有帮助。”

更多元化的灵活工作安排

作为工作女性，费比塔也希望新加坡日后能出现更多元化的灵活工作安排。

另外，郑明也以很“新加坡”的例子说明，国人对孩子教育的过分重视，有时也会造成新移民年轻夫妇对生育的莫名压力。

他说：“我们最近从西部搬到东部。同事和朋友知道了，第一个反应是指出这里附近最好的小学是道南学校。当时我们根本还没想到女儿入学的事，连道南是什么也不知道。还有一件令我们印象深刻的事。米拉原本的预产期是1月1日，当时就有人跟我们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以选择让米拉和同年生的孩子一起入学，或和比她大一岁的孩子上学。他们还说这关系到孩子的学习优势。新加坡人似乎很在意孩子的‘优势’或‘劣势’，让我有些费解。”